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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进入昆张地区后，如何隐蔽成为支队第一步是要解决的问题。面对日军的“扫荡”和封锁，支队在实践中形成了特有的隐蔽方式，即以依靠群众为核心，辅以技术措施，隐蔽于群众之中，成为一支“隐形的军队”。

  在昆张地区如“鸟笼子”般的恶劣形势下，支队的隐蔽遇到不小的挑战。支队“行军经常被敌探发现，进入宿营地时，引起狗叫，一个村狗叫，连锁反应又引起别的村的狗叫”，老百姓“分辨不出是什么队伍，乱喊乱叫，惊动了敌人”。甚至有时会出现群众在高压或利诱下公开帮助敌人送情报的情况。若晚间发现部队靠近时，村内则鸣锣击鼓呐喊：“拿家伙”，据点发现征候时，或电话不通时，则点火发出警报。不仅昆张支队遭遇过如此险情，其他部队也遇到过类似情形。如安平县游击大队“本来打算转移到庙头村去，但群众见部队到来后非常恐慌，故意大声喊叫，结果声张开了，不能在这个村子驻了，只好转移到黄町，继续开会”。

  由此能够准确的看出，小部队的隐蔽方式能否发挥作用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群众的关系。有一次，昆张支队到梁山县东平城南地区二十里堡附近的一个庙里，但进庙时遭到和尚的阻拦。因为八路军离开当地已经很久了，日伪军又长期占领这一地区，所以和尚怀疑他们是土匪。最后，吴忠拿出五万分之一的地图和机枪给他看，才验证自己是八路军，因为土匪和汉奸一般是没有地图和机枪的。

  不过，游击区、敌占区的群众也是敌人利用的对象，所以把握好与群众的关系并不是特别容易。日伪军逼迫群众监视八路军的行动，离间军民关系，并用多种方式吓唬老百姓。八路军到哪个村，哪个村就要向日伪军报告，如果不报告，就要被处罚，敌人到村子里抓人、烧房子、罚款。凡是八路军到过的地方，住过的地方，敌人总是把老百姓搞得很苦。这一些状况让老百姓误认为八路军带给他们的不是好处，而是灾难。

  对于这一些状况，昆张支队采取了两个办法。其一，让老百姓每天向日伪军报告八路军的情况。等八路军走了，就去报告。有时村里没有住八路军，也让老百姓去报告。其二，获取敌方情报。当支队到某一村庄后，让群众赶快去报告，然后架起电线偷听敌人的电话，“一报告，敌人就打电话，一打电话，我们就掌握了情况”。如此“真真假假，搞得敌人懵头转向，草木皆兵”。通过这一些办法，群众的态度慢慢发生了变化，逐渐认为支队没有给他们带来坏处，而是保护了他们，从而加强了支队与群众的联系。

  为了更好地隐蔽，支队除了和以往所强调的农民特别是贫苦农民联系之外，还灵活处理和地主的关系。支队在安置伤员时，“专门把伤员放在比较坏的汉奸、地主那里，有时放到离据点很近的汉奸、地主家里”，因为那里“是敌占区，把伤兵放在哪里可靠？当然，放在党员、贫农、雇农那里可靠。可是，一旦敌人发现，他就把人抓走了。不但伤员，就是我们的党员、贫雇农也没命了”。相反，汉奸、地主因害怕身家性命有危险，不敢向敌军报告，反而会安全一些。在送公粮方面也是如此，“专门叫据点附近的地主、伪乡长或汉奸的亲戚什么的给我们八路军送公粮，这一来他也就没话说了，如果他再去告发什么人家‘通八路’，就不行了。从而保护了基本群众”。

  和冀鲁豫地区一样，冀中根据地也有类似的情况。冀中堡垒户肩负着保护力量的重任，一般是以干部家属或贫苦农民为主，但也存在堡垒户是地主的情况，一般称其为“特殊堡垒户”。这样做也有类似的考虑，“他们便和基本群众、保公所人员在掩护抗日人员这一点上有了共同利害，又因他们财产多，往往比基本群众还怕出事，这就自然地扩大了抗日联合”。在战时危急的情况下，“反向”的利用有极大几率会出现意外的效果。

  支队在与群众接触的过程中，严格遵守群众纪律，保护群众利益。“在指战员中，大部分都能自觉地遵守群众纪律，在观点上知道要替群众‘省’”，“尽量做到不走一村吃一村，尽可能不吃穷的村子，即便富的村子也是按规定征发”。支队在消灭敌人和群众利益之间有所取舍，“在××离敌人的行军序列仅达二百余米，本来要打是可以消灭该敌的，但为了使该村群众不受遭害，他们放弃了；在林坝有两个伪军侦察员，带两支盒枪，跑到村里了，也可以俘获，但为了群众不受罚，同样也放弃了”。这种取舍本身就是群众路线的生动体现。支队有时还与群众合作共同对付敌人。抓到俘虏后故意让群众来保释，使伪军感激而不为难村民。有时估计附近据点伪军力量不大时，支队驻扎后让老百姓去据点报告。

  开会也是支队联系群众的重要机制。1中队到达东平大羊集后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宣传，吴忠和邵子言找当地的士绅名流谈话，做统战工作。据统计，自一九四二年冬到一九四三年2月，支队共召开群众大会42次，3537人；村干部会32次，170人；小集团宣传38次，270人；房东座谈会5次，27人；伪属会3次，12人。通过开会宣传，加强与群众的密切联系，支队的活动空间得到进一步的扩大。

  除了做好群众工作，支队还发明了一些技术性的隐蔽措施，如通过封锁沟时使用竹梯子。行军用的梯子不能太重，重了扛不动，选用竹梯子，比较轻。竹竿是空的，容易发出响声。为防止发出声音，队员们用自行车的破里带在竹竿上缠一层。这样既没有了声音，又加固了竹梯子。部队使用时一上一下，就成了一条路，不声不响地过封锁沟。通过封锁沟后，竹梯子还可以当作担架使用。

  此外，宿营时也能够正常的使用竹梯子。宿营的地方不能暴露，不能被敌人摸准，避免部队被敌人袭击。进村以后为了不惊动老百姓，队员们就用竹梯子翻过墙院，在窗户下面和老百姓说话，老百姓就起来开门。队员们进院住下以后，还要在村庄周围布置哨兵息。不过，这样做并不是万无一失的。有一次，队员们进入赵坝村，“由于没经验，这个村子又比较大，地形复杂，消息没封锁好，走漏了风声”。

  除了竹梯子，还有一些很具体的隐蔽措施。例如，在出发时间上，一般选在黄昏以后，甚至在群众熟睡之后。在行军方向上，如果目的地在西，队员们就从东面绕个弯子。遇到十字路口，就命令一个中队向左、一个中队向右，横队前进。冀鲁豫边区二分区还给战士发放有带子的鞋，用带子捆上倒穿鞋行军，使敌人难以辨明部队行进方向。

  在行军路线上，队员们一般不走大路，多走小路，有时在田间走一段，避免靠近村庄，以免引起狗叫。在行军痕迹上，在队伍的最后派有警戒组，防敌袭击，还带一个扫把，负责清除部队通过十字路口的脚印，再向反方向踩几个脚印，然后跳过去跟上部队，迷惑敌人。在行军过程中，队员们要保持安静，咳嗽时也要把嘴捂起藏到袖筒里，以免引起鸡鸣狗叫。在行军装备上，为了不让敌人认出是主力部队，队员们用被子、麻袋包裹机枪，进行伪装。

  为了保密，队员们还要改穿便装。冀鲁豫区党委强调，小部队必须很好地注意隐蔽伪装教育，在穿衣方面，过去穿军衣，今天穿便衣；过去是正规化，今天是群众化；过去头戴军帽，今天剃光头或扎手巾。王定烈回忆说：“把心爱的八路军军装换成当地的紫花布便衣，记得还给我多发了一件长大褂”。支队初次未能成功进入昆张地区的原因很多，未改便装就是这里面一个重要原因。“

  我们对扫荡后昆张军事、政治情况估计不足，我们没估计到那一个地区里我们的政权、地方军及群众团体受到如此严重的损失，没有估计到敌人会据点林立，并控制了较强的机动的兵力。因此，我们派遣昆张支队还是军容整齐，浩浩荡荡地进入，未能化装便衣隐蔽地进入，结果被迫回来。”

  看似简单的换装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也可能遇到较大的困难和阻碍，如“化装不够群众化，衣服单一”。有的队员还不理解，认为“过去也打游击，怎么也不用穿便衣，这次穿了便衣怎么到这里又住了三天呢？”冀中地区就有干部因隐蔽时不注意衣装而出现了问题。一名干部“总喜欢把羊肚手巾像陕北农民那样扎在头上，因而额上常支着两根‘犄角’。大家告诉他，冀中老乡不是这样箍手巾的，他也不管。此人警惕性颇高，半夜就进了高粱地，却被搜洼的敌人蹚出来，逮走了”。

  昆张支队隐蔽的目的是要“消失”在日军的视线中，但又能随时出动，掌握主动权。要达到这样的目标，一方面要有良好的军民关系，遵守群众纪律，保护群众利益，依靠群众坚持斗争；另一方面还要有技术措施的支撑，利用一切可能的隐蔽方法。这一些方法都是基层干部在斗争实践中须臾必不可少的。

  为了完成“敌进我进”的任务，昆张支队并非短期的隐藏，而是要长期的隐蔽。而长期的隐蔽，支队的日常生活运转必须得到保证，这是支队得以生存的重要保障。

  粮食是生存的基本要素。昆张支队筹集粮食有5项根本原则：“a.要根据村庄大小穷富决定。b.小村子不征收，只烧柴。c.贫苦村庄什么也不用。d.住村贫苦，但不能向外村筹，只有在大庄征了粮食再还给小村子，用过后开条子。今后用征粮证为宜。e.严格注意节约，不应当只要白面或麦子吃，以扩大我军影响。”但因环境恶劣，支队很难通过征粮解决所有问题。

  由于人员流动比较频繁，所以支队要求战士平时可带三餐干粮，但情况紧张或隐蔽时要带3天的粮食，否则弄不到饭吃。如果形势再紧张，队员们只能依靠房东，但一定要注意群众纪律。“昆张支队在庙里三、二家小村内隐蔽，结果不能到外面村庄征粮、柴。只有吃房东的，但他家贫寒，必须发还。”

  支队的生存当然离不开被服。为便于行动，队员们一般不带棉被，“以大棉袍一个代被子，白天可穿，夜间二人可搭脚睡觉，两个棉袍能代替被子。另外他们多夜间行军，进宿营地时正是群众起床时，可通过百姓被子御寒”。由于队员经常行军，比较费鞋子，不管天气好坏部队都要走，不管是山还是水都要过，因此鞋子坏得快，在百姓家买，价值昂贵，而且不好买，因此供给机关一定要注意及时向部队提供鞋子。其他根据地的小部队中也有鞋子不够穿、打光脚板的情况，这和抗战时期军队鞋子整体的情况是一致的。

  行军是昆张支队最为频繁的日常活动。由于所在地区敌情复杂，支队的行军需要经过严密的计划和安排。首先，确定目的地。行军前指挥员要根据活动区域周围情况，如敌人的兵种兵力装备和指挥系统情况，以及支队转移行动的目的(隐蔽休息、开展群众工作及作战等)和预定转移方式，慎重地决定目的地。

  其次，调查研究。确定行军目的地后，要查明预定地点的军事政治情况，以及所经地区内的居民、道路、据点分布、封锁沟、敌人警戒等情况，作出周密布置，便于处置行军中出现的各种情况，并确定警戒、休息地点、通过封锁沟的方法等。由于事先调查不够，“发生过自己预定的宿营地住有敌之扩兵队，在进入村庄到敌人住的院子跟前才发觉敌人，幸敌人兵力微弱，一冲而入，将敌人解决”。还有一次过湖，由于调查不仔细，当部队进至渡口附近时，才发现湖内仍有水，并未全干，因此，只好临时用船搭浮桥，有的战士徒涉，弄得满身是泥。

  此外，行军前必须确定好具体的行军路线，不能随意行走。因为行军路线问题，队员们曾遇到过危险。“昆张支队在行动中曾因只预先规定了行动方向及目的地，而未明确地预定行进路线，致地方同志带路通过敌据点时，我们行进道路只离碉堡三百多米远；曾经发生过走进有红会民团的村子请向导，致村庄内打更之民团鸣锣击鼓，向我跟追到宿营地。”因此，为避免发生危险，指挥员应根据已知情况确定行进路线，避开敌人的注意，避开群众条件不好的村庄，避开大道走小路，避开常走的道路，走没有走过的小路，先向假方向行进，然后再向自己预定的真实方向行进。

  在行军中，行军的时间不能过早或过晚。昆张支队3中队有时行军时间计算不准确，路程远，起床晚，未进到宿营地天就亮了。有的出发时间过早，抵达目的地布置好警戒后，部队还要一个多钟头，等待天亮进屋，队员们非常疲劳。因此，支队强调，认真研究出发时间在军事活动中很重要，各指挥员应根据任务、路程、季节及情况等决定之。

  关于行军中的向导问题，支队一般要求最好不请向导，可先秘密侦察，查看房舍地形和所经道路情况，侦察者可自任向导。若需要找向导的话，最好在支队内部找本地人作向导，以免泄露秘密。在村庄中找向导，则要按不同的季节选不一样的方法。在春季或冬季请向导，“若在深夜中村里人都已睡觉，则靠村边小房破院去请，因为容易叫开门，容易进入，若叫老财家之大门则不容叫开，不易进入”。在夏季或秋季请向导，“则到场院中找乘凉或看田禾菜园瓜果的，这样免得惊动整个村里的人”。如果找不到固定的向导，也不得沿村请沿路换。总之，保密是主要原则。

  行军过程中宿营地的选择也很重要。如果宿营地选择不好，“休息不成，而且要被动行军，不走要打，要打的话也打不好，只有被迫地进入战斗”。宿营地一般选在偏僻较小的村庄或孤立的庙宇，尽量避开大路。选择小村庄最好也是比较孤立的小村，周围二三里没有相接村庄，便于警戒和保密。如果住在大村镇或乡间小集市，“应当注意到进入的秘密突然，时间的短促，注意到兵力的集结，不宜分散，应当靠村庄一个角落，房屋比较坚固，我容易进退的地方”。

  另外选择宿营地不能久住一地、常住一村，形成规律，要住那些没有到过部队的村庄，休息最安全。在宿营的时间上，也不能形成规律，“黄昏、半夜、拂晓均可进，白天亦可，这主要看当时的情况、行动、距离、季候来决定”。

  部队宿营时会严格息。进村之前派人先封锁路口，等天明狗不叫了，部队再化整为零地从各个路口陆续进村，或者隐蔽在村庄一角或一个大院内。部队进村后，人员只准进不准出，到下午三四点再放行。其原因是部队驻扎地离敌人据点很近，据点中又有电话，如果上午敌人发现支队的活动，就会用电话联系其他据点的兵力包围支队。

  为了不让敌人怀疑，有少数队员化装成农民，在村外地里劳动或拾柴拾粪，同时在敌人据点方向和可能来的路上，派出侦察员进行监视。哨兵“把枪藏在就近的柴草内，背上粪篓、柴筐，装着拣粪拾柴，看似游游荡荡，漫不经心；有的则扮成小商小贩，做起了买卖；对来往的伪军、伪组织人员不进村，也不可疑的既不过问；对进村的伪军警政人员，待其进到村里后，才将其缴械，集合起来上政治课，不杀不辱，不收财物，但要记下姓名，家庭住址、亲人姓名及其表现，留下‘清单’，然后放他回去”。有时，队员们也依靠当地群众放哨。“

  在群众同意下，依靠群众息，掩护与隐蔽我们。如我昆张支队在附近一个村庄及×城附近一个村庄，百姓怕我们部队住了后，被敌发觉在他们村里打仗后要受罚，因此我们利用这一点，使他们让我们放哨，(除了望的干部外)其他部队完全隐蔽休息。”

  进入村庄后，队员们叫门时也注意保密。“开始是用人梯爬到房上不叫百姓的门，免得狗叫及人的叫喊。他们以后又想办法用过封锁沟的竹梯上房子很轻便，而且很快，开始爬房子的人必须是勇敢的强壮的，最好有地方同志，以便在百姓发觉时答话。这在我们没去过的村庄更重要。”队员们休息时都是和衣而卧，武器弹药就放在身边。部队在进入敌占区的第一阶段，为防止敌人袭击，“有时在一夜之间转移数次”。

  除衣食住行外，为避免生病，支队“积极地注意卫生工作的推动”。为了卫生管理要求，军队一般会依规定挖厕所，且不一样的地区有不同的要求。但昆张支队由于隐蔽的需要，“不能挖厕所，利用百姓已有厕所，不能扫除院子及街道，为了守秘密，防敌发觉”。在个人卫生方面，支队对脚病的防治较为重视。因为“他们每天要跑路，他们为了消除疲劳，干部战士对这一点都很注意”。洗衣服也要分开洗，队员们“分组进行，采取今天你三个洗，明天我三个洗”。

  卫生工作的推动，干部是关键。“每到一地，干部能经常督促战士洗脚，虽然由于环境紧张，不能常洗衣服洗澡，但他们是注意了战士中清除虱子的工作，定期发动战士用火来烤衣服，据他们的经验，虱子一见火就可以掉落或死亡。”而且还把卫生工作与基本生活相结合，“注意了解决战士的实际困难，如战士没被子盖，能发动借群众的被子，一个战士有一点小病，政指就能找他谈、安慰，并给以生活上的改善”。

  为了保密，支队经常开展以室内为主的娱乐活动。“发扬室内小集体的游戏，如各种棋类、讲故事、说笑话、打识字牌等，以求适当地调剂生活，不过这也须有细密的组织，以免流于庸俗，或产生赌博等现象。”

  支队十分重视宣传工作，宣传队往往和部队一起进村，依靠部队进行宣传。“支队在敌心脏里活动，住下就实行封锁，凡是进村的人都安排到大院里，由我宣传人员，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，鼓舞群众的革命斗志，树立抗日必胜的信心，教育群众为抗日救国尽力，想方设法与敌人开展斗争。部队若在白天行军，我宣传人员随尖兵进村宣传，一直宣传到部队过完再撵部队。”这就达到了“昆张支队既是战斗队，又是宣传队、工作队”的目标。

  尽管处境困难，但昆张支队仍然努力解决了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，改变了以前的生活战斗习惯，“由过去一整套纯粹的军人习惯，转变成完全群众化的习惯”，这是“一个艰苦的斗争过程，必须自上而下进行不间断的深入教育”。同时严格遵守群众纪律，积极从每个方面保持自身的战斗力，为长期隐蔽生存打下了坚实基础。

  在分散游击战争的环境下，小部队的巩固，即隐蔽生存后如何持续地发挥作用，也是一道难题。为此，冀鲁豫区党委很看重昆张支队的教育和管理。一方面，因支队常常分散活动，行移频繁，很难及时得到上级的指示，而要突出其独立性与自主性；另一方面，因支队有可能会出现脱离领导、不听指挥等倾向，强调必须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。

  与正规军相同，对支队“在军事教育上为步哨员动作、侦察动作、刺杀、射击、游击战术，在行政管理教育上，着重遵守群众风俗习惯，爱护群众利益。在政治教育上，着重政策教育以及如何向群众宣传和发动群众等”。与正规军不同的是，支队进入昆张地区活动，要充分了解当地的情况，教育上“应以当时当地的政治、军事情况加以充实，使它现实化，易于接受”。由于活动的隐蔽性，“在辅助教育上，进行些静肃行军、隐蔽宿营以及战例教育，这最适合他们的要求”。

  在教育方式上，以讲授与复习为主。据统计，昆张支队在40天的活动过程中，战士共上了10次课，听了1次时事报告。一九四三年5月30日，3中队由于昝长绪连长染病在身，改由副连长丁东征讲课，教材是《战友文选》第9期的《隐蔽游击战争小部队活动中政治工作的几个问题》甲项。6月1日早饭后照常集合上课，并让区队的一个班也来参加。2日早饭后，副连长上课。午休后，支队又召集副班长以上人员学习小部队的管理教育。具体的教育方法也要适应隐蔽的需要，如“多利用隐蔽宿营时讲授，利用行军实施实兵演习，在进房子时作讲评，但要注意，时间不宜过长，应中心明确扼要”。

  对于队员的教育，多在上午进行。因为支队“不管什么时间都是在准备作战，每天有一次到二次的转移，有时分散工作征粮，夜间走路，拂晓宿营，上午极疲劳。但上午，因为敌人发觉不了那样快，以此时为安全，下午疲劳已恢复，但多于下午发生情况，因此教育时间极不一定，而且时间极短，因此他们采取不一定的时间(但多在上午)”。

  在具体实施方面，尽量利用支队集中的时间进行插缝式的教育。由于小部队战斗时间很短，“战前往往只允许几分钟的动员，就要进入战斗，战斗中要求速战速决，很快地要结束战斗，一个战斗结束后，就要立即转移地区或连续战斗”。因此，昆张支队常常“利用出发集合或到达宿营地进房子前，抽二十分至三十分钟进行之(有时部队一天不出发，在黄昏时集体上一次课)”。

  在管理上，即使身处敌据点之间，“行移勤务其他工作等较频繁，干部战士的疲劳是难免的”，支队也要求干部战士注意工作态度。“在行动中，个别战士因疲劳在执行勤务中表示不高兴，部分的干部在工作上性子急躁，每遇工作不妥处，干部即发脾气，甚至用枪打战士。”纪律关乎军队在群众中的形象，“在抗战新环境下，我军真正进入了广大复杂的社会中，各阶层人士首先就以纪律来判别军队之好坏，确定他们对我军的态度”。虽然干部战士在紧急状况下心情急躁、烦闷难以避免，但保持严明的纪律是得到群众信任的门槛，这样的处理态度是不可容忍的。

  昆张支队的最大特点在于其独立性。“他们进入昆张地区之后，不仅距分区有百里之遥，且中间隔有以小吴为中心，北通寿张、南通郓城之封锁沟及东沟梁山之封锁，交通甚感不便，联络形成断绝，四十天来，就没有正式与分区取上联系，即文件报纸宣传品之类，能够送过去的也非常少。”这种特殊情况就要求支队采取切实有效的灵活措施，“善于掌握自己部队斗争环境每一瞬间的详细情况，不断地布置切合实际需要的工作”。

  这种灵活性首先体现在对时间的把握上。与正规军不同，对于支队来说，“工作仍然像平时一样有整套的计划，按部就班采取一定步骤、一定方式来进行是不可能的”。因此，“一定要能利用一切零碎的时间和空间，确定适合环境需要的内容，采取为环境所能允许的方式来进行工作”。灵活性还体现在战斗的突然性，“在这样的情形下，小部队战时政治工作，企图在战斗情况到来之后，再进行动员布置，已为环境所不允许”。

  如果说以上内容更多强调昆张支队自主性的话，那么如何对支队加强领导和管理就是另一个取向的问题。强调自主性固然在支队发展过程中有其必要性，但“长期单独活动脱离上级直接领导，最容易发生性，本位主义，甚至不接受上级领导，不服从命令，不听指挥，自由行动等倾向”。因此，冀鲁豫区党委十分注意加强对小部队的一元化领导，“小部队的组织领导必须一元化，才能便利这一任务的完成。（灵犀一指）